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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战略性质与特点分析

[作者简介]孙向丽,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军控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一 引言 

核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核力量发展和运用的方略或政策。一般而言,核战略大概由五个具体政策构成:声明政策、发展政策、部署政策、使用政策和核裁军政策。声明政策对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定位,发展政策用来指导核武器发展规模、类型和武器性能指标等,部署政策则负责如何部署、戒备核武器,使用政策负责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核裁军政策指导如何限制、裁减核武器或进行核军备控制。在美、俄、英、法、中五个主要的核国家里,中国的核战略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196410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试验,在当天发表的政府声明中,中国政府明确宣示了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核心,旨在反对核威胁、核讹诈的中国核战略的主要原则。自从那时起,这些主要原则和方针一直保持相当的透明度和稳定性。但近些年来,有些西方国家却抱怨中国在核战略方面缺乏透明度。在涉及核武器部署状态、方式以及核武器打击方案等具体问题方面,五个核国家都有相当高的保密性,比如,由美国战略司令部制定的涉及核武器具体打击方案和作战部署信息的核战争计划——“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原简称为SIOP,现改名为OPLAN 8044),就是连国会议员都不知晓的高度绝密,美国在这方面从来没有透明可言。人们之所以对中国核战略产生疑虑,原因有多方面:其一,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增长,中国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的发展动向自然引起关注。其二,中国学术界在有关核战略方面的学术讨论相对较少,而不少媒体文章在核战略概念术语使用方面又比较混乱,从而引发了不少猜疑和误解。从部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核战略的研究结论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其中的一些结论很值得关注:比如,有些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根本没有战略指导,其核武器的发展主要是技术因素驱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技术与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中国不得不采取最低威慑态势。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批中国军方文章显示,中国军方战略学专家支持从最低核威慑走向具有有限打击军事目标能力的有限核威慑”(即有一定赢得核战争能力的战争对抗型核战略),因此预计只要经济、政治等条件允许,中国有可能改变核战略性质。笔者认为这些判断是片面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学者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在不同核战略的对比基础上,就中国核战略的主要特点和性质进行分析,并探讨中国领导人制定中国核战略的战略依据,最后就有关中国核战略走向等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 

二 国际上两大核战略类型 

毁灭性的杀伤力和难以防御是核武器的两大基本特征。在杀伤力度和速度方面,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不可同日而语。正是核武器惊人的杀伤力和对社会、心理、环境的持久破坏效应,使它具有了战略性威慑作用,同时,也成为一种不好用的武器。几十年来在国际上逐步形成的核禁忌(nuclear taboo)因素,成为阻止核国家对无核国家随意使用核武器的重要政治和舆论力量。在核国家之间,由于害怕升级到核大战,也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因此,核武器的主要功能便体现在威慑作用上。 

一般来说,所谓的威慑,就是令对手惧怕后果而不敢采取某种行动,即让敌人相信,他进行侵略行为的潜在代价超过其预期收益。正是由于核武器的超杀能力,使得核威慑具有了一种与常规威慑根本不同的特质:常规威慑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实力的相对大小,只有本国常规力量具有战胜对方常规力量的时候,才具备强大威慑力;而核威慑的有效性与核力量相对大小关系不大,只要具备了第二次打击能力即核报复能力,弱核的一方就可具备有效核威慑。 

[注:一方不经警告即对另一方发起全面核袭击以期摧毁对方报复能力的打击称为第一次打击或先发制人式打击(first strike, preemptive strike)。要维持核威慑作用必须保证在经受第一次打击以后仍能有一定量核武器生存下来,借此可以在实施报复性回击中给予对方不可承受之打击,这就是第二次打击或报复性打击(second strike, retaliatory strike),这也称为确保摧毁(assured destruction)能力。在西方,人们比较认同麦克纳马拉提出的一个标准:只要毁灭敌国人口的20%~25%及其工业能力的50%~75%,就被认为是不可承受的打击,为此大概需要40010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第一次打击的目标一般是敌国的军事目标,这被称做反军事目标(counter force)的打击方针;第二次打击目标则是敌国的社会财富、价值中心,所以也称做反价值(counter value)打击方针。] 

不过,在如何实现有效核威慑这个问题上,各国决策者和战略学家们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在核威慑理论方面主要形成两大学派:纯威慑派(Deterrence Only,也称确保摧毁派Assured Destruction)和战争对抗派(War Fighting,也称灵活反应派Flexible Response)。纯威慑派认为,只要保证第二次打击能力,就可以慑止敌人对关键利益的攻击。战争对抗派认为,必须具有打败敌手、赢得核战争的战争对抗能力,才能具备可信的核威慑。 

[注:“war-fighting”一词在中文里还没有统一的译法。有的中国学者使用实战一词来描述“war-fighting”,这样做会产生误解,因为在中文语境里,实战能力还包括基本的武器能力。纯威慑战略不要求“war-fighting”能力,但要求有报复性打击的基本武器能力,所以使用实战一词描述“war-fighting”,不能明显区别纯威慑战略与“war-fighting”战略的内涵,建议将“war-fighting”翻译成战争对抗、战争战斗或其他更合适的词。] 

纯威慑派的实质是:通过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慑止对手的大规模常规侵略和核攻击,赢得战略稳定性。这也可以说,通过相互确保摧毁能力,防止核战争。由于第二次打击能力并不要求太多的核武器数量和种类,因此可以不必要与对手进行核军备竞赛。与此相对,战争对抗派的实质是:依靠赢得核战争的能力或核优势来威慑对手。由于它是以赢得核战争为目标,因此需要远远超过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其他能力(如第一次打击能力、打有限核战争能力、导弹防御能力、控制升级能力等),其核心是具备进行核战争对抗并赢得核战争的能力,这必然要求发展种类繁多、规模庞大的核武库,核军备竞赛难以避免。这显然是一种将核武器常规化看待的理论思想。在两种核威慑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两种核战略类型:一是最低核威慑战略(minimum deterrence),该战略建立在纯威慑理论基础之上,仅保持第二次打击能力,不谋求战争对抗能力;二是战争对抗型的核战略,它是建立在战争对抗派的理论基础之上。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发展战争对抗能力。 

其实,美苏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历史证明,战争对抗型战略缺乏说服力。因为打有限核战争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出对手对冲突等级的定义和心理防线的极限,交战过程中存在太多主观和客观不确定因素,谁也无法百分之百地保证,不会引发毁灭性结果。因此,对于两个互有核报复打击能力的核国家来说,任何形式的核武器较量都面临全面核冲突从而走向灭绝的巨大风险,拥有核优势并不能根本消除这个风险。所以,进行有限核战争的想法以及任何通过核优势赢得核战争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也是相当危险的。美苏两国历史上分别发展了7万和5.5万枚核武器,双方都曾有占优势的时期,但结果仍然是谁也不敢侵犯对方。所以,战争对抗能力不能实质性增强核威慑的有效性。相反,它会刺激军备竞赛,增加战略不稳定性,恶化核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尽管冷战后美国明确宣布放弃准备打赢一场持久核战争的指导原则,政治上向纯威慑战略靠拢,但从美国实际的核力量规模和运用政策上看,美国核战争计划制定者(战略司令部)却是长期以来从未根本放弃赢得核战争的对抗型指导原则。 

根据主要核国家目前核力量的结构、部署等实际情况,五个核武器国家的战略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美、苏(),属于战争对抗型的核战略;第二类是中、英、法,基本属于最低核威慑类型。但是,中国的核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与英、法又有区别,特别是在核武器威慑的对象方面以及在构成不可承受的报复打击所需要的武器数量等方面,中国与英、法不同。中国执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表明其核武器仅用于威慑核攻击(英、法核武器还用于威慑常规进攻)。在维持第二次打击能力所需要的数量上,由于中国人对不可承受损失的理解和标准与西方不同,中国仅维持了一个十分有限的核武库。所以,仅用西方惯用的术语——“最低核威慑来界定中国的核战略似有不足,因为这样无法与英、法的核战略区别开来,还需要再加上不首先使用政策等界定词。 

关键词: 中国 核战略 性质